当指尖轻触展柜玻璃，200余件汉代文物似乎在柔声诉说着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悠远往昔。近日，“文景之治——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”特展正在北京大葆台古迹博物馆展出。展览分为汉家陵阙、治国之谈、盛世华章三部分，来自华文帝霸陵与汉景帝阳陵的稀有出土文物，为东谈主们铺陈出一幅西华文景时代六畜兴旺、国富民安的盛世画卷。
文景之治被史家视为封建社会的首个盛世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庶民得以镇静从事农业坐蓐；而经济的复苏、谷仓的充盈、饮食的丰富，又促进了文化的繁盛和社会的褂讪。过程文景二帝近40年的休养繁殖，西汉王朝积蓄了淳朴的物资基础，为自后汉武帝时代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。
文物是历史的见证。存身于这些2000年前的陶俑、灶具、饮食器前，让东谈主仿佛踏进于文景之治的升平年代，感受那浓郁的生存气味与农耕氛围，试吃着其中着实而和缓的东谈主间烟火。
塑衣式彩绘侍女俑
以农为本 轻徭薄赋
在特展第三部分“盛世华章”陈设中，出土于汉阳陵的3个陶囷非常显眼。其泥质灰陶，通体施彩绘。仓体筒状，肩部出檐，盖顶为伞形，顶部瓦楞造型，中间有圆口，下设三足，仓壁上有三组凹弦纹，底部侧面设有出粮口。
陶囷
囷是汉代常见的食粮储存圭臬，也即是筒状谷仓。陶囷作为汉景帝的陪葬品，既是其地下王国不可或缺的“国度粮仓”，同期亦然“寰宇仓廪充实”的微缩象征。它将那时疼爱农业、食粮丰盈的盛世图景，以模子的时势凝固下来，似在向后世明示：惟一坚执以农为本，筑牢国度经济的基石，方能确立治世所在。
“农，寰宇之本，务莫大焉”。这句话是华文帝在诏书中强调农业进攻性的中枢表述，意为“农业是国度的根底，是最进攻的事情”。
西汉初年，过程秦末弥远战乱，东谈主口暴减、经济落索、食粮枯竭，收复农业坐蓐成为当务之急。华文帝即位时，经济凋敝的所在仍未获取扭转，国度亟须通过重农政策收复国力。
“盛世之基，在于治疗；寰宇之和，源于仓廪”。短短几字，谈出了繁盛的源头。华文帝袭取了先秦时代“以农为本”的念念想，延续了汉高祖时代制定的休养繁殖政策，通过颁布诏书，将农本念念想普及为国度政策，并采用一系列设施荧惑农耕。如天子切身耕耘“籍田”，皇后亲桑，以圭表寰宇；在乡里设“力田”之职（掌管农事）作为最下层的农官，与“三老”“孝悌”共同开拓农业坐蓐。
最获胜的惠农政策是大幅减免农业税。华文帝下达诏书曰：“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为本末者毋以异，其于劝农之谈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。”汉高祖实行“十五税一”已比战国时低，华文帝进一步减为“三十税一”，以至衔尾13年全免田租。到了汉景帝时代，将“三十税一”定为固定税率，成为封建社会最低的税率之一。此外，算赋（东谈主头税）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东谈主每年40钱。
收缩农民徭役背负相似进攻。华文帝将“一年一役”改为“三年一役”，使农民有更多时辰参加农业坐蓐。同期，盛开原属国度的山林川泽，允许私东谈主开采资源，促进盐铁坐蓐和农民副业发展。
为激发食粮坐蓐与储备，华文帝接纳晁错“贵粟之谈，在于使民以粟为奖惩”的惨酷，膨大“入粟拜爵”轨制，允许庶民通过向边塞运送食粮换取爵位或减免徭役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纪录，该政策见效显赫，不仅使“边食足以支五岁”，更鼓动各郡县建设“足支一岁以上”的食粮储备，进而终了“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”的良性轮回，形成以粮促稳、以储备荒的国度粮安机制。汉景帝元年（公元前156年）春正月，汉景帝下诏准许庶民从繁重地区迁往地皮肥沃的地区，以利发展农业。他还屡次下诏声名以农为立国之本，强调重本抑末。同期条件郡县仕宦认真现实，对失责者加以重办。
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与农业发展，有用诊疗农民坐蓐积极性，从而为文景之治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重农念念想在安稳政权的同期，也切实改善民生，有劲鼓动了社会跳动。
仓廪充实 国富民安
在勤奋于于收复社会坐蓐的同期，文景二帝渐渐安稳和发展了汉初的食粮储备体系。这一体系并非严格的“中央—郡—县”三级行政对应结构，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边幅，包括中央太仓、郡国仓、县仓以及边防军仓和农官系统粮仓等，共同组成了寰球性的食粮储备与运动收集体系。
在中央层面，位于长安的太仓是国度最进攻的粮仓，食粮储备鸿沟广大，由大司农直给与辖。负责科罚太仓的官员叫“太仓令”或“太仓长”。除太仓外，各地也纷繁修建粮仓。到了汉武帝初年，一度出现“太仓之粟，葫芦依样，充溢露积于外”的悠闲，体现出文景时代苍劲的国度食粮储备智商。
出土于汉阳陵的陶房型仓是这次特展中一件颇知名气的文物，它已被收录于新版七年事上册《中国历史》（东谈主教版）课本中。陶房型仓合座呈长方体房屋造型，庑殿顶，顶有屋脊、筒瓦和板瓦。仓体上大下小，底部内收带高足。仓体上部屋檐下开两个长方形行径窗，中部均匀散播对称圆孔，里面涂有红色朱砂，名义残留彩绘陈迹。这件造型私有的陪葬品是西汉粮仓的天真写真。汉代粮仓结构假想十分好意思妙，具有致密的密封性。尤其是高台基、斜腹壁、行径窗与透风孔相结合，兼具防潮、透风、防虫等多重功能，有用保险了食粮储存的安全。这不仅阐述了那时食粮储备技巧进修，也折射出文景之治下仓廪充实、庶民海晏河清的盛景。
陶房型仓
农业的速即发展为手工业的繁盛提供了基础。在展厅里，出土于汉霸陵的鎏金铜磬架、薄太后南陵古迹的鎏金天马纹银当卢等一批金银器，展现了那时的工艺水平，是多元文化疏通和会的见证。
炊具酒器亦丰富多彩。汉代饮食工具种类浩繁，有鼎、釜、鍪、甑、甗、钫、染器等，体现了万般的烹调样子。
彩绘陶鼎
出土于汉阳陵的陶茧形壶，器身如横置的蚕茧，等距离饰九组竖向凹弦纹，每组三周。侈口，沿外卷，圆唇，束颈，高圈足。陶茧形壶在战国至西汉早期主要用作贮器，西汉中期后渐渐向礼器转型。除了装酒外，陶茧形壶也用来盛装肉汤。另一件文物陶魁合座造型访佛于一个带有把手的深腹碗或小锅。把手假想得极具匠心，结尾被塑酿成一个天确凿兽首时势，不仅实用，还颇具艺术好意思感。在汉代，魁常被用于盛放羹汤，据《说文·斗部》纪录：“魁，羹斗也。”陶钫是一种盛酒器，其形制承自青铜钫，通体施以红、白、褐三颜色绘纹。合座呈方形器型，方唇敞口，束颈饱读腹，配以盘项式盖与外撇圈足，肩腹部饰两个对称的象征性环，好意思不雅大气。
陶茧形壶
陶魁
汉阳陵还出土了陶灶模子。陶灶设3个火眼，并配有釜、甑等炊具模件，前壁设方形灶门，灶门前有挡火遮烟檐。汉代的灶主要由灶门、灶膛、灶台、烟囱四部分组成，一般有两到三个灶眼，前灶烧火作念饭，后灶哄骗余温滚水。这种节能环保的假想，于今在一些农村仍可见到访佛实例，足见那时灶具技巧已终点科学。
陶灶
这些稀有文物不仅再现了那时的饮食文化生存，也清楚了市集的活跃、国度的富裕，响应了文景治世中物资文化的高度繁盛。
六畜兴旺 盛世繁盛
在特展中，最引东谈主注指标莫过于辍毫栖牍的陶塑动物。猪、马、牛、羊、狗等陶塑成群成组，造型质朴而逼真。贵寓清楚，汉阳陵出土陶制动物近3000件。其中，仅在13号从葬坑中就出土了1391件猪、狗、绵羊、山羊等动物俑。这些牲畜模子既是再现墓主东谈主生前生存场景的随葬品，亦然文景时代“六畜兴旺”悠闲的天着什物见证。
“六畜”在古代社会具有罕办法位，具体指牛、马、羊、猪、狗、鸡。每一畜齐有其私有的社会功能：牛代表繁重，是农业发展的基石；马代表昂贵，是交通和军事的进攻资源；羊象征好意思好，提供肉食和毛皮；猪代表丰厚，是主要的肉食开首；狗代表诚心，守护家园；鸡代表祥瑞，提供肉和蛋。
这次展览陈设的一双陶牛，双耳耸峙、眼睛外饱读，牴角根部、臀部留有圆孔，揣度蓝本安插有机质的犄角和尾巴，现已沉沦。在汉代，牛是进攻畜力之一，在平方生存中饰演着多重变装——既是农业耕耘的劳能源，亦然交通运载、军过后勤和礼节祭祀中的进攻元素。因此，汉代回绝私东谈主屠宰牛只，尤其是“不得屠杀少齿（青壮耕牛）”。而汉代政府对牛的保护，也赋予了牛不低的身价。四川成齐出土的一汉代石碑中，就有“牛一头，万五千”的纪录。
陶牛
值得防备的是，陶牛在汉阳陵不同区域的外藏坑中陪葬，其象征风趣也有所不同。在象征宫廷膳食机构的外藏坑中，陶牛与其他陶制牲畜作为象征为天子准备的肉成品一同陪葬。而在象征仓储或官署手责任坊的外藏坑中，陶牛与木制车辆模子一同陪葬，其饰演的变装是用于运载物资的畜力。此外，在象征守卫京师的“北军”的外藏坑中也发现过陶牛，其很可能代表了用于军过后勤粮草转运的牛车。这种相反天真体现了牛在汉代社会生存中所承担的多重职能。
马匹在汉代具有无可替代的双重价值，既是军事上抗争敌军、组建苍劲马队的中枢策略资源，亦然农业坐蓐和平方交通运载的进攻能源。史载汉初社会坐蓐凋敝，天子以至“不成俱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，足见马匹之稀有。到了文景时代，通过一系列荧惑坐蓐的政策的实施，国度财力日益壮大，养马业也随之兴旺领路起来，这为自后汉武帝时代大鸿沟军事行径奠定了基础。汉阳陵出土的成群陶马，恰是这一时代国度疼爱马政、养马业兴旺领路的着实写真。
除了陶马，汉阳陵中陶猪的数目也不计其数。在这次展览中，一头行将临盆的彩陶母猪非常诱导东谈主。其动作粗壮、双眼圆睁、大耳下垂、躯体丰润，最彰着的即是卓绝的腹部，似怀着猪宝宝。盘算东谈主员分析，那时东谈主们把它放进陵墓，可能想抒发即使是在君王的地下王朝中，人命也不错连续繁衍、生生延续。此外，还有造型憨态可掬的陶乳猪。乳猪在汉代是深受贵族喜爱的肉食之一。盘算发现，汉代贵族对肉食的采纳极为认真，被食用的猪肉多在2—6月龄，以追求肉质的水灵。这种细巧化的繁衍样子，响应了那时繁衍业的繁华发展。
《管子·牧民》有云：“藏于不竭之府者，养桑麻育六畜也。”文景时代“畜”的繁盛，恰是国度有方、民生安康的围聚体现。
（王宁）
上一篇：让城市更有温度的数字之治 下一篇：没有了